《三島由紀夫：最後思辯》 | 最後一個語言還有力量的時代？

2021年除夕夜，我在同事推薦下走進油麻地戲院，觀看《三島由紀夫：最後思辯》。必須坦承，在看這部紀錄片前，我對這位日本文壇巨匠了解不深。影片記錄了他如何「以一敵千」，與左翼的東大全共鬪展開那場驚心動魄的世紀辯論。他試圖透過說理傳遞思想，更想證明「語言還是有力量」。

影片開頭半小時，雙方在哲學主義的迷宮中交鋒，我幾乎在半夢半醒間徘徊。邏輯本非我所長，就不在此強作解人。但整場辯論最令我動容的，是三島由紀夫那份從容的執著。他完美演繹了「雖千萬人吾往矣」的氣魄。當有學生挑戰他對天皇的崇拜，直言：「你困在日本民族主義的框架裡走不出來。」只見他淡然回應：「走不出來也無所謂喔。」

更難得的是，他與東大知識分子之間那份相互尊重、和而不同的君子之爭。在這900號教室的戰場上，槍林彈雨不是真槍實彈，而是語言與思想的激烈交鋒。

影片訪問了當年參與辯論的學生，其中一人感嘆：「那應該是最後一個語言還有力量的時代。」這句話令我深思：在這個時代，語言又該以什麼樣的身分存在？



前幾日在Netflix上看了《Manhunt: Unabomber》，這部劇改編自1970至90年代美國真實發生的連環爆炸案。FBI花了整整18年才緝拿到兇手，而破案的關鍵竟是語言鑑證（Forensic Linguistics）。

由於多宗爆炸案發生在大學（University）和飛機（Airline），FBI取兩者字首，將兇手稱為Unabomber。早期的犯罪側寫認為行兇者是個低學歷的飛機技工，但探員James Fitzgerald卻持相反意見，認為Unabomber是個高智商的天才。

直到他們收到Unabomber寄來的宣言《Industrial Society and Its Future》，全文三萬五千字，論證工業革命與科技發展如何摧毀人類社會。Unabomber威脅《紐約時報》與《華盛頓郵報》刊登全文，向世人宣揚他的思想。

Fitzgerald從宣言的用字、拼寫、文風乃至論文格式中，一步步推敲出關鍵線索：兇手年約五十、在芝加哥長大、從小閱讀《The Chicago Tribune》、性格謹慎、做事一絲不苟、不善社交、與世隔絕⋯⋯

不僅是文字本身，連「未被寫出的內容」也成為破案關鍵。語言能反映出一個人的成長背景、教育程度、地理軌跡，更能揭示其性格、思想，乃至對世界的認知與局限。

宣言在報章刊登後，兇手的弟弟發現文風異常熟悉，主動交出哥哥的書信供比對。FBI最終逮捕了真兇：一位智商高達167的數學教授，哈佛畢業，長期過著隱居的原始生活，與Fitzgerald的側寫驚人地吻合。

語言所承載的，遠不只是表層的溝通功能，更構成了個人的身分認同。我們的思想，必須以語言為根基。再從個人擴展出去，語言組成了社會體系、民族文化，乃至整個世界觀。



在George Orwell的《1984》中，Big Brother箝制思想的工具之一，正是改造語言。當人類可用的詞彙日益貧乏，思想的疆域也隨之縮窄。因為當某種情感或概念失去了對應的詞語，其存在便逐漸模糊。假如世上再也沒有「壞」這個字，我們只能說「不好」，兩者之間細膩的差異便從此消失。

在這個娛樂至死的年代，語言究竟扮演著什麼角色？若大多數人都認為語言已淪為可有可無的工具，我願帶著三島由紀夫那樣的勇氣，繼續相信「語言還是有力量的」！